那是一个闷热的夏夜，蝉鸣声裹挟着潮湿的空气从窗外涌进来。我正伏在书桌前写作业，忽然感觉后背渗出细密的汗珠，像有无数蚂蚁在皮肤下游走。摸了摸滚烫的额头，体温计显示39.2℃，这已经是连续第三天发高烧。

清晨的闹钟在38℃的体温中显得格外刺耳。我蜷缩在被窝里，听着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声，喉咙像被砂纸磨过般疼痛。母亲端来温热的蜂蜜水时，我注意到她手腕上贴着退热贴，发梢还沾着没来得及擦干的水珠——她整夜都在给我换冰毛巾降温。床头柜上摆着药盒，布洛芬颗粒的铝箔板被翻得起了毛边，那是她凌晨三点跑遍三条街才买到的。

正午的阳光透过窗帘缝隙在地板上织出光斑，我的意识开始像被拉长的橡皮筋。额头贴着冰袋，却仍感觉有火苗在血管里横冲直撞。父亲用酒精棉球擦拭身体时，我闻到皮肤上淡淡的消毒水味混着退热贴的清凉气息，恍惚间想起去年住院时消毒水的气味，那时吊瓶里的葡萄糖像一剂甜蜜的镇静剂。如今却只有退热贴边缘渗出的水珠，在皮肤上画出蜿蜒的泪痕。

黄昏时分，体温终于降到38℃。我迷迷糊糊看见窗台上摆着剥好的枇杷，金黄的果肉在暮色中泛着微光。母亲用吸管喂我喝时，我注意到她鬓角新添的几根白发，在夕阳下像银针般闪烁。她轻声哼着童年的歌谣，那是我六岁时教她的《虫儿飞》，此刻的旋律却比任何止疼药都更让人安心。

深夜的寂静中，我听见自己均匀的呼吸声。体温计上的数字稳定在36.8℃，像被熨斗烫平的丝绸。月光从纱窗漏进来，在床头柜的药盒上投下细碎的银屑。母亲蜷在沙发椅上睡着了，手里还攥着没喝完的温毛巾。这个场景让我想起小时候生病时，她总会把我的小手包进她带着体温的掌心，此刻虽然隔着距离，但药香和睡颜依然在空气中交织成温暖的结界。

晨光初现时，我挣扎着坐起身。餐桌上的粥冒着热气，葱花在琥珀色的米汤里舒展。母亲递来新买的退热贴，包装袋上印着卡通太阳图案。我忽然明白发烧就像身体在抗议，提醒我们暂时停下脚步。那些被汗水浸湿的夜晚，那些反复更换的退热贴，那些在药香中沉睡的时光，最终都化作免疫系统与病毒较量的勋章。

窗外的蝉鸣依旧喧嚣，但我知道，这场战役的硝烟早已散尽。体温计上的水银柱不再剧烈波动，取而代之的是平稳的曲线，像一条蜿蜒的河流载着往事奔向远方。或许成长就是这样，在疼痛与休整中积蓄力量，等待下一个季节的绽放。